诗歌是一首植根于故土的生命之歌。

杨思平,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诗歌学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安徽文史博物馆特约研究员。

他是《跨文化对话与想象》、《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和《20世纪中国新诗主流》等14部专著的作者。2010年和2015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个项目,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

记者:你如何看待现代诗歌在乡愁中的地位和作用?杨思平:现代诗歌不仅是中国现代诗歌,也是西方现代诗歌。乡愁一直是追求“现代性”漫长旅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如果诗歌中有主题的话)。

然而,乡愁因人而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达。

古典诗歌表达乡愁时,大多是士大夫的闲暇。里面满是书和闺房。然而,现代诗歌,尤其是中国现代诗歌,在表达乡愁的时候,总是提防着怀旧的古味或“古董”。相反,它被置于启蒙、革命、改革和后启蒙的背景下。因此,启蒙思乡、革命思乡、改革思乡和后启蒙思乡在中国现代诗歌中已经出现了100年。

因此,如果没有乡愁,现代诗歌将会大打折扣。

记者:在你的文章《植根于本土的生命之歌》中,你认为只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才能使诗人在多种艺术表现中展现他的诗歌价值。

那么你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杨思平:快乐无忧的人不会写诗。

换句话说,只有那些充满悲伤的人才有可能成为诗人。

事实上,真正的艺术家一直都是这样。

李白的“静夜思考”是他晚上睡不着觉,非常想念家人。他“抬起头”和“低下头”一会儿,在痛苦的辗转反侧的情况下吟唱。

张爱玲还说,悲壮是“飞行生活”的完成,苍凉是“稳定生活”的启示。

现代诗歌的美学基础就是这种“荒凉”。

穆旦的诗显示了这种丰富的痛苦!换句话说,悲伤越深,这首诗就越有趣。

俗话说:对我的国家来说不幸的是,我的家庭是幸运的!这就是它的意思。

记者:毫无疑问,乡土情结是现代诗歌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你是如何把这个地方情结有机地融入到你的诗歌中的?

杨思平:我在农村出生和长大。后来,我乘坐改革开放的快车,通过上大学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仿佛我是一个外在身份的城市居民,事实上,在内心深处,我还远远没有摆脱农民文化的影响(尽管我经常有意识地消除它)!换句话说,我跨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是城乡文化中真正的“篱笆保姆”。

我曾经写过一首现代诗《茶湾的太阳——献给海子》,试图与有“地中海诗人”美誉的家乡诗人海子交谈。在我的诗歌构思中,我想象有一天我可以翱翔于我的家乡空,成为照耀着我家乡的太阳。

记者:中国人普遍有乡愁情结。

这种怀旧情结在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强烈。

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独特的意见吗?

杨四平: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明源远流长。

对中国人来说,爱也是地方性的,恨也是地方性的。

乡土是中国人的基础,乡土是中国人的精华和血液。

离开这个国家的人和常年漂泊的人就像失去了根的树和失去灵魂的人!因此,我们这些已经离开故土很长一段时间的人会经常回头看我们的故土,表达我们的故土。在反复回顾和表达中,也很容易美化我们的祖国。

因此,故土变成了情人、母亲和梦境,一个安置我们疲惫心灵的地方。

也就是说,在文人的作品中,故乡往往偏离具体的参照物,成为情感的象征和精神的皈依。

因此,“乡”不再是原来的“乡”。

然而,矛盾的是,我们现代人更喜欢在这种幻觉中品味乡愁的味道,成为永远的“乡愁患者”。

因此,我们理解乡愁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地理乡愁空,也是超越时间限制的文化乡愁空。更有甚者,它有时指向哲学上的思乡之情,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比如梵高笔下盛开的向日葵和塞尚笔下灿烂的苹果,它们只有永恒的意义,却没有实际意义。

记者:乡愁在现代诗歌中很常见。你认为哪首歌最想家?

杨思平:悲伤、辛酸和忧郁是现代诗歌中常见的情感。

这种情感一方面与传统文化矩阵分离带来的痛苦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与西方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不适有关,也与我们现代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的排他性和强制性有关。

在现代西方诗歌中,充满“巴黎布鲁斯”的波德莱尔是最优秀的乡愁作家。

在中国现代诗歌中,余光中的乡愁,尤其是2007年3月29日修订的新乡愁,是最浪漫的。

他在诗的结尾增加了一句诗:未来/乡愁是一座长桥/我去那里/你来这里。在这次修订的《乡愁》中,余光中仍然延续了原诗的情调,使之成为乡愁的复调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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