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韧性观的理论渊源、国际实践及政策启示

经济和金融形势越复杂,金融弹性就越重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重塑金融弹性成为国际监管机构和各国监管当局在金融改革和金融监管中的焦点。巴塞尔协议三的标题直接表明了改革的目的——建立“更具弹性的银行和银行体系”。

自2018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金融韧性也开始进入中国的金融政策。“加强金融体系的韧性”、“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韧性”和“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和有弹性的资本市场”一再得到强调。

为了更好地塑造和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的韧性,从理论渊源和国际实践两个方面阐明金融韧性的内涵和要求已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作者朱泰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约研究员;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博士后工作站、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李同岳联合培养博士后1名。弹性是金融弹性的理论来源,最初是生态学中的一个术语,后来被引入到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研究中。

迄今为止,“经济弹性”已经得到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它主要是指一个经济体承受市场、竞争和环境对其发展和增长路径的影响,并从影响中成功恢复以确保经济不陷入低水平增长路径的能力。

具体来说,经济弹性可以从时间和功能两个维度来表征,包括三个方面:常规时期的防御抵抗能力、冲击时的适应性恢复能力和冲击后的学习转化能力。

其中,阻力是指抵御和吸收冲击的能力,即经济系统不受冲击干扰、保持结构稳定和正常运行的能力,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水平等关键指标在受到冲击时不会大幅下降。复苏(Recovery)是指经济系统在受到冲击时重新调整内部资源、调整结构、适应新的外部环境、保持产出、就业和收入稳定增长的能力,即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水平能够回到冲击减弱后冲击前的水平。学习能力(Learning ability)主要是指经济系统在受到冲击后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在发展道路上实现稳定经济增长的能力,即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水平能够继续原有的增长趋势或进入更高、更快的增长路径。

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弹性主要受经济系统多样化程度、经济系统网络化程度和科技发展关联程度的影响。

金融韧性的国际实践虽然金融韧性已成为国际监管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的重要政策目标,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金融韧性定义。

从目前的政策实践来看,各国的国际监管当局主要从金融稳定、金融功能和金融发展三个方面来理解和塑造金融韧性。

金融稳定视角下的改革与监管。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改革和政策制定中,很大一部分关于金融韧性的讨论都是从金融体系应对冲击和防控风险的角度进行的,金融韧性相当于低系统性风险或高稳定性。人们认为,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的关键在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和政府部门的金融监管。

因此,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监管组织和许多监管机构将金融韧性等同于金融稳定,并发布了许多旨在促进金融稳定或降低金融脆弱性的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

从具体改革实践来看,国际监管机构和各国监管当局都把提高金融韧性作为重要目标,在加强金融监管要求和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改革和调整。

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发布了“巴塞尔协议三”,其标题为“弹性银行和银行系统全球监管框架”。改革包括提高资本监管质量和要求,扩大资本框架风险覆盖面,加大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引入杠杆监管,采取反周期资本缓冲措施,提出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率等流动性监管标准。

2018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其《年度经济报告》中指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增强金融体系的弹性,金融改革(尤其是巴塞尔协议三和宏观审慎框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银行体系的弹性。为了在金融失衡的经济体中提高金融复原力,必须实施宏观审慎措施,必须改善宏观审慎框架。

2018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也在其《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应通过加强资本缓冲、抑制杠杆率上升、限制过度冒险、控制金融稳定风险(包括网络安全威胁)以及全面清理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推动金融监管改革,以提高金融韧性。

2018年11月,美联储发布了《金融稳定报告》(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将金融韧性等同于金融稳定性,认为不断上升的估值压力、企业和家庭过度借贷、金融部门过度杠杆化以及金融体系的融资风险都会削弱金融韧性。

金融功能视角下的改革与监管。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监管机构和国家监管当局认识到,金融创新和发展不应自我娱乐和自我循环,而应回归到更好地发挥金融功能和服务实体经济。

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社会资金融资、提供清算和支付结算、挖掘信息和形成价格、分散和管理风险、集中资本和分割股份、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等方面。

近年来,国际监管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发布了许多改革措施和监管政策,以增强金融抵御能力。一方面,它们旨在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避免金融风险的积累。另一方面,它们还旨在确保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不被破坏或中断,确保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服务不受影响。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具体改革实践和监管政策来看,这一理念在反周期资本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恢复和处置计划以及流动性监管的完善方面最为突出。

2010年12月,BCBS引入了反周期资本缓冲监管。其目的是在经济繁荣和信贷快速扩张期间留出额外的反周期资本。一方面,它防止了整个银行业信贷总量的过度增长和系统性风险积累。另一方面,它旨在避免银行业不必要的信贷损失,并通过降低资本监管要求和在随后的金融压力时期释放资本缓冲来保证实体经济的信贷供应。

2012年10月和2013年6月,BCBS出台了国内外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对新增资本监管、全损吸收能力监管和“回收处置计划”提出了具体要求。目的是加强单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对冲击的能力,减少风险溢出效应,并确保支付、存款和信贷等基本金融功能不会在重大冲击和风险下中断。

2010年12月,BCBS发布了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控的国际标准,提出补充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本比率,旨在确保银行拥有足够的优质流动性资产,没有流动性壁垒,减少短期资本的长期错配,增加长期稳定的资本来源,从而提高银行抵御流动性冲击的能力,减少风险从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的扩散。

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改革与监管。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国际监管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都反映出,金融机构业务模式的调整、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和竞争水平也会影响金融弹性。

在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帮助下,银行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从“发行-持有”转变为“发起-分销”。金融机构内部经营混合业务,而外部金融机构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业务关系和债权关系。

这种运作和发展不仅改变了金融体系的竞争结构,还增加了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不透明性和风险传染性,影响了金融体系的韧性。

为了引导金融体系朝着规范化、透明化、高效化和高韧性的方向发展,国际监管机构和国家监管部门做出了相应的改革安排和监管调整。

在资本监管方面,BCBS在《巴塞尔协议三》中对表外业务风险和衍生产品交易风险敞口提出了相应的资本要求,明确了证券化资产和市场风险的资本应计框架,强化了衍生产品、回购和证券融资活动产生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

至于金融机构的运作模式,美国于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提出了“沃克规则”:一方面,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自营交易,将商业银行与其他业务分开;另一方面,它反对商业银行拥有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并限制衍生品交易。

2013年12月,英国通过了《银行改革法案》(Banking Reform Act),该法案提出了“围栏原则”,要求银行将零售业务与高风险投资银行业务分开,以降低银行结构的复杂性。

2018年9月,摩根大通(JP Morgan)在其报告《金融危机十年后》中指出,国际银行业改变了商业模式,调整了资产负债表,并实施了国际监管改革措施,共同提高金融体系的弹性和抗风险能力。

3.金融弹性的政策含义是逐源追踪的。参照经济学中弹性的定义和国际社会提高金融弹性的实践探索,金融弹性并不等同于金融稳定,而是应从周期发展和功能属性两个方面全面理解,包括常规时期的风险管理和金融服务能力、风险时期的损失吸收和功能保障能力、危机后的经验学习和改革转型能力三个方面。

从内涵上看,金融韧性的这三个维度与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的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以及金融供给方面结构改革和高质量金融发展的政策部署具有内在一致性。

金融系统是管理风险的部门。金融弹性的基石在于风险防控能力和金融稳定机制。

"如果一个工人想做好工作,他必须首先磨快他的工具."控制金融风险是金融体系发展的基础。

从纵向来看,金融机构需要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增强风险管理能力。监管部门要不断完善监管体系,加强监管执行力度,提高事前防范和控制风险、吸收过程中损失、事后控制风险蔓延的能力。

从横向来看,这不仅涉及单个机构的风险管理、特殊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单个风险事件处置的管理,还涉及不同业务、行业和地区之间的风险感染控制。

因此,金融复原力需要早期识别、早期预警、早期发现和早期处置风险、改善金融安全网和风险应急机制、努力预防和解决关键领域和关键机构的风险,以及坚定地遵守抵御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立足点,金融弹性的支柱在于弥补损失和发挥金融功能。

经济和金融发展是一个“融资-投资-利润-偿还债务”的循环过程。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分配不同的资金并提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供给、金融体系的服务和实体经济的需求是相互影响、共同前进的“三角形”。

一方面,如果金融系统受到风险的影响,融资、支付结算、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基本功能。不能有效执行,将降低资本配置效率,最终影响实体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宏观经济的增长率。另一方面,当实体企业陷入困境,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时,实体经济的债务风险会反馈到金融体系,演变成不良贷款等金融风险,这将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甚至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

因此,金融体系有效吸收负面影响、风险和损失,确保其基本功能不被削弱或中断,防止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恶性循环。这是金融韧性的支柱。

改革创新是金融发展的不竭动力。金融韧性的力量来自不断的学习和总结以及积极的改革和转型。

金融系统作为经济系统中资金配置和风险管理的中介部门,其发展需要充分考虑经济环境、市场状况、新兴技术、实体经济需求等因素变化的影响。,及时调整战略定位、经营模式、产品业务和风险管理,实现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平衡与协调。

从全球金融危机的历史来看,在发展方面进行了良好改革和转变并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国家,其随后的金融体系发展得更好,金融体系也更有弹性。

因此,金融韧性不仅要求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前瞻性地学习先进经验,不断创新、改革和转型,还要求金融机构在经历风险和危机后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通过深化改革和转型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开创金融发展新局面。

金融弹性是金融风险防控、金融功能发挥、金融改革创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产物。它更好地描述了金融发展的本质、要求和目标。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金融韧性的建设将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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